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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21 作者:文物考古   |   浏览(186)

 

       第一次看余秋雨谈考古,是读他的《文化苦旅》。他说“在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尽管他没有铺展开来详谈考古,但他这句富有诗意的话,2005年还是被我引用到了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峡考古记》丛书中。那时候感觉,行外人谈考古,余秋雨还真捉到了门道。

       第二次看余秋雨谈考古,是在网上浏览到一则消息。那是2006年第12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他担任评委。赛会上有一道试题:“2006年7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我国的‘殷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请说出殷墟是哪个朝代的都城遗址,它位于现在的哪个省?”歌手答毕,余秋雨发表了这样的评语:“19世纪的中国受尽了苦难,但就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研究甲骨文的中国学者发现了‘殷墟’,现实的苦难和地下的辉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评语是余先生自己即兴的感言,还是评委会事先撰就的说词,不得而知。可是这话的中间两句有点说走板了,不是软肋,而是硬伤,既缺乏甲骨学发展史常识,也误解了殷墟遗址的发现史。

       余秋雨说的19世纪的最后一年,即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者王懿荣看到“龙骨”上有文字时,根本不知道它出自何方。后来几乎用了整整10年工夫,收藏甲骨的学者罗振玉等人,多方求索,才找到它的“产地”安阳殷墟,而找到的时间,已是1908年—1910年前后,时代早进入了20世纪,而不再是余秋雨说的19世纪的最后一年。

       余秋雨之所以把发现殷墟的事定在19世纪,估计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出于想表达对历史事件的跨世纪文化考量,拔高了立意,增强了对比效果,但颇有些以论带史,给人关公战秦琼的感觉;另一个是确实把发现殷墟的时间搞错了,未严谨核查史实,属于技术性失误,我估计这种可能性更大些。但不管怎么说,赛会电视转播毕竟面向的是全国亿万公众,这类误解必然造成大面积的误众。如果说文学允许艺术加工和再创造,但史实是曾经发生的客观存在,对歌手的历史文化考试,还是能不做就不做文学演绎为好,还是能不追求就不谋求诗意为妥。这件事曾让我对余秋雨谈文物考古的失望值大于了期望值,甚至一度认为他再谈这类话题, 需要好好下下案头工夫。

       第三次看余秋雨谈考古,是2008年6月下旬他在电视上对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现场做访谈节目,那时我正在杭州搞良渚博物院的陈列文本设计,一同观看的还有良渚古城的发现者刘斌等人。看后我们议论,都觉得到底是大名鼎鼎的余秋雨,讲得深入浅出,立意高端,请他做考古发掘转播的嘉宾,是向社会传播考古学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不二人选。后来,我偶然又见他把那次访谈写成了《上海广富林遗址的猜想》,发表在2009年2月11日他自己的博客上。

        考古学是挺专门的学问,一般的非专业学者或文人,都不太敢于或者说不太善于乃至不太乐于谈论此道(括弧,马未都等除外,括弧完了)。我是干考古这行的,即便在复旦大学开了《公众考古学》课,却也一直伤透脑筋,苦于专业语境转换为公众理解的难度。像我也曾为普通公众写过《上海不是无古可考的地方》一文,但凭心而论,和余秋雨的访谈及其文章相比,他确实出手不低,更见功力。他通过解读广富林遗址的考古价值,把考古学成果的社会文化意义阐释到了俗雅皆达的境地。我想,这和他在文中所说“多年来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一直把考古作为自己主要的学习项目”不无关系。换言之,与他在2006年歌手赛会上的那个纰漏相比,我感到他的考古学养已经有了提升。一位名满天下的文化学者,不但把晦涩深奥的考古作为自己的研习对象,还能够阐释自己的考古文化见地,并“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这事本身已经叫人感觉到他的勇气和魅力。

金沙免费送58元彩金 ,      在我服帖余秋雨这次谈考古之时,还是注意到他文章中的考古知识和考古理解,有个别不太准确的地方。比如他说“四千年前,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中华文化跨进文明门槛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正值夏代。就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个时段因文字、城市、青铜器的成熟汇集而成为一个重要起点。”这段话中讲的城市和青铜器,的确是已被考古发现证实了的客观历史存在,但说四千年的夏代已有了成熟的文字,却是缺乏足够的考古学依据的。换句话说,国内外公认的中国成熟的文字,还是距今3500年前左右的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

       余秋雨还说“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说实在话,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先生,原则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家,而是我国较早认知考古学价值的学术先驱和善于运用考古学资料研究历史文化的学者大师。这与考古业内一般强调考古学家要有田野工作能力和调查发掘经历等标准,有比较大的出入。至于他把考古业内众所周知的“马家浜文化”写成“马家滨文化”,则可能是笔误,校正一下就是。

       总的来说,我非常欣赏和期待有更多的像余秋雨这样的大家和公众,能加大关注还不那么热门的考古学特别是它所发现和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余秋雨不但自己领风气之先,走在了前面, 而且他还告诉人们:“考古,是现代人对于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因此,是一门极富想象的现代学问。”“ 考古,是一种永恒的期待。既具有这种期待的热忱,又具有这种期待的耐心,是现代公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他这些话说的有点文艺,但也挺地道,我这个干了大半辈子考古的,未必能想得出,未必悟得到,更未必能表述得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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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广富林遗址的猜想

www.9159.com ,余秋雨

  最近,上海松江的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不少新成果。上海电视SMG艺术人文频道于6月29日下午进行了考古现场直播,我与这次考古发掘的总指挥宋健先生、上海博物馆馆长陈燮君先生一起,接受了即时采访。

  多年来我在研究中国文化史的过程中一直把考古作为自己主要的学习项目,因此也对广富林遗址产生了很大兴趣。现把我当时的谈话和相关的思考整理如下,敬请专家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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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历史一般被说成是七百年,那是指元代的至元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292年,设立了上海县。这是行政地理学上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上海地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介于吴越之间的征战之地,西汉时代属海盐县,唐宋时代属华亭县。这是上海的“前史”。

  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从行政地理学拓展到人类生态学,那么,上海地区的“前史”就更早了。在被官方划来划去之前,这一带早有祖先活动的踪迹。广富林文化遗址,可以确定已有四千年历史,这就一下子把我们的时间概念拉长了。上海这座充分近代化的城市能加入这种久远的文化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就把广富林遗址匆忙地与现代上海直接相连,更不要把那儿发现的一些考古信息生硬地说成是“上海的特性”。严格说来,广富林遗址是为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人类生态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文化意义比上海一地要宏大得多,开阔得多。

  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大概在八、九千年之前。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新石器时代的了解更多地集中在黄河流域,例如陕西、河南一带的仰韶文化,甘肃的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以及衍伸于陕西、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系统发现,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其中良渚文化倒是早在三十年代就发现了,但当时只认为是龙山文化的别支,到五十年代才定名为良渚文化。

  现在我们有信心说,在整个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文化遗址不仅丰富,而且已经可以完整地构成代代相续的系统。

  据我本人的现场考察,最早的应该是我家乡余姚的田螺山文化遗址和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比较有名,开始于七千年前,田螺山文化遗址在河姆渡东边,是近几年发掘的,比河姆渡文化遗址还早了一千年左右,八千年。与河姆渡文化差不多时间,或稍后,浙江嘉兴一带又出现了马家滨文化。也有人认为,马家滨文化就来自于河姆渡文化,渡了一条钱塘江。又过了一千年,马家滨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那就直接出现在上海地区了,中心遗址就在现在的青浦区。时间,大约在六千年到五千五百年前之间。崧泽文化终于又发展成了赫赫有名的良渚文化,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在浙江杭州的余杭,时间从五千五百年前开始,正好与崧泽文化相接,延续到四千四百年前。

  请看,从八千年前开始,几乎每一千年都有一种重要的文化出现,直到四千年前。长江下游的文化生态链,堪称完好。良渚文化的遗址,我曾重点考察。我一直认为,这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最华贵生态的集中展现。除了精致的陶器和丝麻织物外,让现代人眼睛一亮的是各种精美的玉器。那些玉琮、玉璧,从造型设计到磨制雕刻技术,都达到了极高的审美等级。由此可知,良渚社会中的上层贵族已经过着十分奢华的日子,而社会等级的划分也更明显了。这是良渚文化与它的母体崧泽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别。

  其实,据我所知,良渚文化的奢华在长江下游的新石器时代也不是绝无仅有。例如安徽巢湖地区凌家滩文化中的水晶、玛瑙、玉器制品就都很精致。有的学者认为,为了寻求玉矿资源,这种奢华风尚从巢湖地区转移到太湖地区。良渚,以及早一点的崧泽,都属于环太湖地区。现在的上海也在环太湖地区,上海的两条河都与太湖有关。

  但是,如此美轮美奂的良渚文化却突然崩溃了,崩溃得无影无踪。崩溃的时间,大约在四千四百年前。在良渚文化以后,长江下游似乎进入到了一个空白时期。原来从田螺山、河姆渡、马家滨、崧泽到良渚的几千年传代系列,戛然而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

  1958年,上海松江农民在广富林村挖河的时候,发现一些古物。1961年正式进行考古发掘,被认定为良渚文化的延续。这就是说,良渚文化在崩溃之后,有一脉小小的遗留,落到了松江。

  一个重大文化的余音,当然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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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金沙免费送58元彩金】研究甲骨文的中国学者发现了‘殷墟’。  要分析广富林文化的性质,我们最好先从良渚文化崩溃的原因上来推测。

【金沙免费送58元彩金】研究甲骨文的中国学者发现了‘殷墟’。  我对于良渚文化崩溃的原因,大致有三种估计。

  第一种估计,是生态原因。临近大海的长江下游,几千年前的洪涝灾害很容易摧毁人类还很脆弱的基本生态。从河姆渡文化开始,这一带以稻作生产为主。洪涝灾害极有可能引发海水倒灌(后来钱塘江的海堤就是为了阻止海水频频倒灌而建造的)。在良渚文化时代,人们还无法对付海水倒灌所造成的颗粒无收,只得四处逃命。也可能有一部分凭借着简单的木舟去了远方,生存的机会虽然不大但也不能排斥有一丝可能。遗址墓葬中可提取的DNA留存,说不定能在今后的研究中追寻出某种线索。

  广富林文化遗址最显目的是一个干栏式建筑群的遗迹。干栏式建筑,我们从河姆渡文化遗迹中就能看到。这种建筑把住房筑于一排排木桩和竹桩之上,一般目的是为了防止潮湿,防止禽兽蛇虫,而重要目的是为了防止另一种“潮”,那就是潮水。这种干栏式建筑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挣扎。古人在江潮和海潮面前,采用了力所能及的自卫方法,但是,如果潮水再大一点呢?因此,干栏式建筑也是一种族群面临淹没的前兆。我们看到那一排排干栏的遗迹终于没有能撑住它们上面的房舍,总以为是因为时间的力量,其实,更大的可能是因为自然的力量。

  广富林遗址现在开挖的面积还不大,但从已经看到的墓葬来看,似乎可以判断这是一个处于迁徙过程中的族群所在。甚至可以说,处处暴露出某种“生态逃难者”的痕迹。正宗的良渚文化中,墓葬分类清晰有序,上层贵族有专属墓地,中、下层贵族虽无专属墓地却也在村落墓地间显而易见,而且拥有一些精美的陪葬品,而平民墓葬则以生活用品陪葬。但广富林的几处墓葬,不仅不存在统一规则,连墓主头颅的朝向都很杂乱,可见社会层级不高,或者曾经社会层级很高的人群处于一种无可奈何的低级生态之中。

  而且,从现在发掘的成果看,广富林文化延续的时间也不长,才一百多年时间吧,可见它处于一种脆弱的生态边缘,或处于一种生态威胁之中。

  第二种估计,是战争原因。由那么多精美玉器装潢着的强大而自傲的良渚文化,既然给自身划分了森严的等级和阶层,就极有可能发动战争,或被别的群落觊觎而讨伐。我在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中曾发现过良渚文化的玉琮,可见在遥远的古代,良渚的器物即便在良渚文化崩溃之后,也被各地君主所艳慕。不难想象,在当时的战争中,生态层次高的文化群落反而会显得软弱无力。人类历史上很多发达的文明就是如此涅灭的。

  松江广富林遗址中出现了明显的黄河流域的器物,这很可能是一种征战的遗留。是良渚进攻了北方,还是北方进攻了良渚?这还不清楚。当然,也可能是一种非战争性的自然交溶。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要期待广富林遗址的进一步挖掘了。

  广富林墓葬中有不少蜷曲的遗骸,我们还没有获得可信的解释。在考古挖掘中,类似的情况也有,有的还有反背着手的。是一种巫术习俗,还是原始宗教的仪式?都有可能。我比较偏向于这是一种刑罚,而相对集中的存在,则可能与战争有关。

  第三种估计,与第一、第二种估计相关。那就是,良渚文化在遇到生态灾难和战争灾难的时候,为什么无法有效应付,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一种比较可信的回答是,过于刻板而精细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控制能力的僵化。那么多精美玉器,多数是礼器,再加上玉器和陶器上十分一致的神人兽面神徽,证明良渚文化已摆脱了原始多神教的自然崇拜,躬行着一种以祖宗崇拜为基础的极端化神权信仰。这种极端化神权信仰,使整个社会失去了发现危机、应对危机、战胜危机的能力,一旦有事,只能走向灭亡。人类历史上不少文明也正是由于这种极端化的信仰原因而破败的。

  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中出现的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痕迹,就没有像良渚文化那么极端化的信仰标记。相比之下,龙山文化显得比良渚文化粗疏和落后,但又显得世俗和务实。多年来我一直寻找着中华文明的两条母亲河互相交溶和撞击的前沿点,以及交溶和撞击的并列遗存。事实证明这种寻找有些难度,约略找到一些又不是很早,缺少追根溯源的价值。松江广富林是到目前为止两河文化相叠的最早遗址之一,我期待着今后的挖掘能找到这方面更多的证据。

  我说了,前面这几点都只是估计和推测,但粗粗一想,已经具有很大的学术气象。你看,生态原因,战争原因,信仰原因,最后的结果是两条母亲之间的文化叠加,这是一些多么有意义的理论课题!中华文化的研究,理应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之上,而真正的高度总是与始源性的探寻有关。

  3

  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计划很大,将会历时不短的时间,希望引起更多民众的持续关注,尤其是上海民众。

  我想提醒朋友们的是,广富林文化遗址尽管现在还不太著名,而且与其他遗址相比,挖掘出来的物品也不是很多,但是,它却处于中华文化史的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段上。

  四千年前,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概念?那是中华文化跨进文明门槛的关键时刻,在中原,正值夏代。就严格意义上的中华文明而言,这个时段因文字、城市、青铜器的成熟汇集而成为一个重要起点。长江下游的情况虽然与中原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有明显差异,但是人们如果要看看在这个重要起点上长江流域的动静,长江下游的动静,那么,松江广富林是一个绕不开的解读地点。

  而且,这个时段,也是中国古代氏族社会逐渐解体的关键点。

  广富林文化的出现,对今天的上海文化来说有点突兀。上海的习惯性思维方式,缺少面对遥远古代的准备和兴趣。但是,我觉得身处文明古国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应该具备解读古代文化的素养。这儿所说的古代是真正的古,也就是足以纵横数千年而不是局囿一百年。哪怕是上海,甚至是深圳,都不应例外。

  这样,一座现代城市也就有了思维的深度。上海拥有一个长久性的考古现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以启发车水马龙间的现代人经常想想人类兴衰流徙的大课题,还可以从中体会数千年间曾经一再出现的环境生态威胁,重新理解国际间环保人士对于上海几十年后有可能面对的生态考验的提醒。保守性的自得其乐,封闭性的自以为是,是上海文化思维的陷阱。

  由广富林考古,也可以使我们对文化的本义产生更深的理解。以前,很多考古学家一再声明,考古学上的“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两回事。例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中的“文化”概念,和我们平常所说的“文化”就不一样。这种区分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今天要特别强调两者之间的共性。考古学上“文化”,是指由实物遗存证明的人类在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那么,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是指什么呢?说法很多,著名的定义就有两百多种,但在我看来,仍然是指地点和时间上的生态共同体。这里所说的生态,包括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两个方面。其中,什么生活方式能保存下来成为文化,由精神价值选择决定。

  我把考古学上的“文化”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合为一体,是想提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的学术含量,防止它被大量表皮现象所肢解。现在,大家在“文化热”的潮流中,常常失去文化“以精神价值为核心的生态共同体”的本性,越讲越零碎,结果很可能以文化的名义失落了文化。

  我一直动员我的学生和其他文化界朋友稍稍关心考古,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考古,乍一看是爬剔远古时代的破残印痕,其实与生气勃勃的文化创造密切有关。十九世纪的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Evans),通过考古,印证了《荷马史诗》中的描写,使人们知道千古诗情与野外挖掘的密切关系。中国现代考古学开始以后,不少充满诗人情怀的文化人成了考古学家,例如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陈梦家等。由此可见,考古,是现代人对于自己邈远身世的大胆追寻,因此,是一门极富想象的现代学问。

  因此,我希望松江广富林的考古发掘现场,能够成为一个景点让更多的人参观。但是,千万不要匆忙地塑造四千年前广富林人生活的假雕像、假图景。发掘现场本身就是最好的景观,人们都愿意投入一个探索过程,并不急于获得最终结果,更不愿意接受伪造的最终结果。

  考古,是一种永恒的期待。既具有这种期待的热忱,又具有这种期待的耐心,是现代公民文化素养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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